乡村振兴战略:“五个振兴”、制度创新与国际经验——“乡村振兴专题论坛”综述

*五位主旨发言专家谈五大振兴：

• 黄路生：以乡村人才建设促进江西乡村振兴

• 黄季焜：借鉴国际农村发展经验 促进江西乡村振兴

• 罗必良：以制度创新促进江西乡村振兴

• 黄祖辉：以产业兴旺推进江西乡村振兴

• 魏后凯：乡村生态振兴实施路径与江西应对策略

————

摘    要：为进一步加深对乡村振兴这一重大战略的理解, 科学探索符合地方乡村振兴发展路径, 首届江西智库峰会“乡村振兴专题论坛”邀请5位国内“三农”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 围绕乡村振兴战略, 从产业振兴、人才振兴、生态振兴、制度创新以及国际经验借鉴等方面作了主旨演讲。专家的主要观点有: (1) 关于产业振兴。实现产业兴旺, 以现代发展理念来引领, 要以市场导向来推进。加快产业振兴, 需推进“三大”制度改革、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做大做强“绿水青山”经济和加快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2) 关于人才振兴。乡村振兴, 人才是基础、是根本, 要抓住人才这个第一资源、第一要素。乡村人才振兴, 需以人才建设为主线, 以实用新型为目标, 以队伍建设为抓手, 以创新创业为手段, 全面加强乡村人才建; (3) 关于生态振兴。生态振兴, 要打造山清水秀的田园风光, 建设生态宜居的人居环境, 让农村更像农村。要充分发挥生态振兴的支撑作用, 将生态优势转化成综合优势和发展新势能; (4) 关于制度创新。制度创新促进乡村振兴。农业经营制度创新的关键, 在于培育包括农业生产性外包服务主体在内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快建设绿色生态农业强省, 需实现土地规模经营转向服务规模经营转变, 强化政策性导向和组织化导向; (5) 关于国际经验。不同国家乡村发展虽各有特色, 但呈现一些共性和规律。中国的乡村振兴, 既要走中国特色道路, 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 也要借鉴国际农村发展的共性和规律, 助力自我乡村振兴。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党和国家事业全局、顺应亿万农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对“三农”工作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大历史任务, 是新时代做好“三农”工作的总抓手[1]。最近, 中共中央国务院《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年) 》的发布, 标志着乡村振兴战略由党的意志变成了实实在在的国家行动, 各个地方将继续掀起大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建设高潮, 如何科学实施好乡村振兴战略, 如何结合地方实践来进行谋划, 制定科学前瞻性的实施计划, 这几乎是摆在当前一个不可绕开的话题。

2018年3月8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时, 高屋建瓴地提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五个振兴”———即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组织振兴“五个振兴”的科学论断, “五个振兴”科学论断不仅揭示了乡村振兴发展的基本规律, 而且为我们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找到了着力点和主攻方向[2];7月5日, 全国实施乡村振兴工作推进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对进一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出指示, 要求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更要提高思想认识, 真正把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摆在优先位置, 把党管农村工作的要求落到实处, 把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要求落到实处。各地区各部门要树立城乡融合、一体设计、多规合一理念, 抓紧编制乡村振兴地方规划和专项规划或方案, 做到乡村振兴事事有规可循、层层有人负责。要针对不同类型地区采取不同办法, 做到顺应村情民意, 既要政府、社会、市场协同发力, 又要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 目标任务要符合实际, 保障措施要可行有力。要科学规划、注重质量、稳步推进, 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 一年接着一年干, 让广大农民在乡村振兴中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3];9月21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体学习时候, 再次就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发表了系列重要科学论断, 强调要求我们加深对这一重大战略理解, 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明确思路, 深化认识, 切实把工作做好, 促进农业全面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4];9月26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 (2018—2022年) 》, 在国家层面上细化乡村振兴战略工作重点和政策措施, 决定开展部署重点工程、重大计划和重大行动, 形成了今后5年落实中央一号文件的政策框架[5]。为加深对乡村振兴这一重大战略的理解, 从实际出发, 科学探索符合地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发展路径, 2018年10月16日, 首届江西智库峰会成功举办“乡村振兴战略专题”论坛。论坛由江西省委宣传部、江西新型智库建设指导委员会主办, 江西省委农工部、江西农业大学承办, 北京大学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浙江大学新农村发展研究院、江西广播电视大学共同协办。论坛以“乡村振兴战略”为主题, 邀请国内多位知名“三农”专家、学者为地方乡村振兴把脉献策。中共第十九届中央候补委员、中科院院士、浙江大学校长吴朝晖, 省委副秘书长、省委农工部部长毛祖逊及省内外的智库专家、政府、企业、高校代表200余人出席了此次论坛。中科院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江西农业大学党委书记黄路生教授,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魏后凯研究员, 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中国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江西农业大学副校长黄季焜教授, 国务院农林经济管理学科评议组成员、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院长罗必良教授, 教育部农林经济与管理类教指委委员、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院长黄祖辉教授等5位国内“三农”领域的著名专家、学者, 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主题, 从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生态振兴、制度创新以及国际经验借鉴等方面作精彩主旨演讲。

(一) 产业振兴

实现产业兴旺, 要以现代发展理念来引领, 以市场导向来推进。加快产业振兴, 需推进“三大”制度改革、制定产业发展规划、做大做强“绿水青山”经济和加快公共基础设施建设

黄祖辉教授:在乡村振兴二十字方针中,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基础。推进产业振兴, 实现产业兴旺, 首先, 要以现代发展理念来引领。为此, 一是要以“两山”发展理念引领:也即绿色发展理念, 其核心是既要保护生态环境, 又要将资源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既要立足“绿水青山”, 又要跳出“绿水青山”;既要生态经济化、又要经济生态化;使“绿水青山”真正成为可持续、可分享和致富广大百姓的“金山银山”。二是要以现代农业发展理念引领:从“一产”农业向“接二连三”、向功能多样的大农业转变。这样的现代农业, 既有容纳小农的空间, 又能支撑新型城镇化发展。三是要以多元融合发展理念引领:不仅要追求一二三产融合, 而且要追求产村融合、产城 (镇) 融合。四是要以“三化”协同发展理念引领:即品牌化、电商化、组织化的“三化”协同理念。其中, 品牌化是龙头、电商化是渠道、组织化是载体。不仅要打造企业主导的农产品品牌, 而且要打造政府和行业主导的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电商化不能单纯追求线上对线下的替代, 更要注重线上对线下的带动。组织化首先要注重横向组织的发展, 尤其要注重小农的组织化发展。要推进纵向组织化, 要建立纵向一体利益机制, 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和产业市场竞争力。

其次要以市场导向推进产业兴旺。坚持以市场导向推进产业兴旺, 加快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通过“三个激活”的改革, 建立政府、市场、行业组织“三位一体”的产业发展治理结构, 实现“优、绿、新”的有效供给;处理好政府引导和市场导向的关系, 充分发挥市场作用;注重农业政策对普通农民的惠及和引导, 探索小农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路径, 加快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对于如何加快推进江西地方的产业振兴, 黄祖辉教授建议:要结合地方实践, 牢固确立“两山”发展理念、现代农业发展理念、多元融合发展理念和“三化”协同发展理念, 引领江西乡村产业兴旺;需坚定推进“三大”制度改革, 即农村集体与资源产权制度、政府职能转换制度和要素市场化配置制度的改革, 为乡村产业兴旺提供制度保障;应科学制定城乡融合、区域协调、功能多样、特色鲜明的2018—2022年江西乡村产业兴旺发展规划;应充分发挥江西资源生态优势和红色旅游资源优势, 做大、做强“绿水青山”经济, 加快老区经济社会绿色发展、生态富民和科学跨越;着力加快江西乡村公共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建设, 以网络化、平台化、开放化、便捷化的公共体系, 引导乡村产业和人口的空间集聚, 形成类型多样、特色鲜明、优势凸显、功能齐全、空间合理、产业与人口耦合的乡村集群。

(二) 人才振兴

乡村振兴, 人才是基础、是根本, 要抓住人才这个第一资源、第一要素。乡村人才振兴, 需以人才建设为主线, 实用新型为目标, 队伍建设为抓手, 创新创业为手段, 全面加强乡村人才建

黄路生院士: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 要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乡村振兴, 人才是基础、是根本。人才是推进乡村振兴的核心密钥, 是乡村振兴的第一资源、第一要素。改革开放40年来, 伴随工业化、城镇化的历史进程, 数亿农村人口涌入城市, 出去的农民不愿再在农村“留下来”, 甚至不愿“再回来”, 一定程度上导致“农业边缘化”“农村空心化”“农民老龄化”。根据我们在赣东北某农村做的农村人口调查显示, 农村留守人口结构呈现出典型的“613899”人口结构, 农业人口出现“70后不愿种地, 80后不会种地, 90后根本想都不想种地”普遍现象。

当前,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必须破解人才瓶颈制约, 就快促进乡村人才振兴, 一是要抓好农业科技人才、农村产业人才、乡村治理人才和农村公共服务人才建设;二是要坚持创新培养, 积极提升农村人才的发展力、创新力、创造力和引领力;三是要创新乡村人才工作体制机制, 充分激发乡村现有人才活力, 把更多城市人才引向乡村创新创业;四是要加快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让愿意留在乡村、建设家乡的人留得安心, 让愿意上山下乡、回报乡村的人更有信心, 激励各类人才在农村广阔天地大施所能、大展才华、大显身手。当前, 加强农村人才队伍建设, 可以充分挖掘可用资源, 充分利用现有一些农村人才培养平台和渠道, 如可在更大力度、更多层次、更大范围上推进诸如“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建设, 构建专科、本科和专业硕士培养体系, 拓展“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毕业生成长通道, 完善科学的“一村一名大学生工程”考核评价体系;如必须充分发挥农业高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及对外交流功能, 为乡村振兴战略培养锻炼更多农业专门人才、乡村治理人才和新型职业农民。

(三) 生态振兴

生态振兴, 要打造山清水秀的田园风光, 建设生态宜居的人居环境, 让农村更像农村。要充分发挥生态振兴的支撑作用, 将生态优势转化成综合优势和发展新势能。

魏后凯研究员:乡村振兴战略的目标和主线是乡村全面振兴, 在这其中, 生态宜居是关键, 生态振兴是重要支撑。2018年3月8日, 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山东代表团审议时提出“推动乡村生态振兴, 坚持绿色发展, 打造农民安居乐业的美丽家园, 让良好生态成为乡村振兴的支撑点”。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推进乡村绿色发展, 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新格局, 希冀在统筹山水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加强农村突出环境问题综合治理、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以及增加农业生态产品和服务供给上综合发力。

乡村生态振兴, 以实现农业农村绿色发展和农村生态现代化为目标, 打造山清水秀的田园风光, 建设生态宜居的人居环境, 让农村更像农村。我们要在2035年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2050年实现全面农业农村现代化, 农业生态化是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基础和前提, 实现农村生态现代化要坚持生态保护优先, 全面实现农业农村绿色发展, 推进农村生态文明全面进步,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建设一个山清水秀、环境优美、生态宜居的美丽新乡村, 让农村回归青山绿水, 充溢满满乡愁;让农村回归山清水秀, 处处风光无限, 实现生态宜居和农村生态现代化。

加快农业生态现代化进程, 需重点补齐生态发展短板, 当前最为迫切要抓好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和农村面源污染防治两个关键问题。

关于农村生活污水处理问题。近年来, 我国农村污水排放量快速增长, 2016年已达到202万吨, 预计到2020年将接近300万吨。由于污水处理设施严重滞后, 大量未经处理的生活污水随意排放, 导致沟渠、池塘等地水质发黑变臭, 蚊虫滋生, 严重影响农村人居环境, 威胁居民身体健康。2016年我国仍有31.3%的行政村未进行集中供水, 有80%的行政村未对生活污水进行处理。解决此问题, 需加大财政专项资金投入、建立城乡统一统计指标体系、广泛吸引社会资本等。

关于农村面源污染问题。我国化肥和农药使用长期处于过量使用, 据统计, 按农作物总播种面积计算, 2016年我国化肥使用强度为359.1千克/公顷, 比2000年提高了35.4%, 比国际警戒线225千克/公顷高出59.6%, 是世界平均使用强度水平的近3倍;我国农药使用强度为10.4千克/公顷, 比2000年提高了27.5%, 比国际警戒线7千克/公顷高出48.6%。按农作物总播种面积计算, 2016年全国有27个省份化肥使用强度超过国际警戒线, 有20个省份农药使用强度超过国际警戒线。化肥、农药等农业化学品长期过量使用, 不仅导致土壤养分失衡、土壤肥力和有机质下降, 使土壤和水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 而且大量有毒有害物质的残留也带来了严重的安全隐患, 使农产品和环境安全受到威胁。解决此问题, 一是需分类梯次推进, 要实行“双减双控”, 争取在2030年或2035年前, 将化肥、农药使用强度控制在国际警戒线以下的安全合理区间之内。二是建立化肥、农药减量增效示范区, 要鼓励各地区根据自身特点和发展条件进行大胆探索, 先行先试, 在全国建立一批不同类型的化肥、农药减量增效示范区, 充分发挥其引领、示范和标杆作用;三是支持新型肥料、农药的研发和应用。进一步加大资金和政策支持力度, 以科研院所、高校和企业等为主体, 深入推进产学研全面合作, 加快生物肥料、水溶肥料、高效缓释肥料、生物农药、高效低毒农药、病虫绿色防控产品等新型肥料、农药的研发和推广应用, 不断提高化肥和农药的使用效率。

关于地方乡村生态振兴, 特别是江西作为生态大省的乡村生态振兴, 魏后凯研究员指出, 对于生态优势明显, 生态资源丰富的地方, 生态价值和绿色发展潜力巨大, 要实行多措并举, 促进生态优势向经济优势转化, 充分挖掘农业的多维功能, 尤其是生态功能、景观功能、休闲功能、文化传承功能等, 大力发展生态农业、休闲农业、观光农业、创意农业等, 推进农业的景观化改造和产业链多维延伸, 实现农业的纵横向融合和一体化, 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增绿;应充分利用农村的生态优势, 构建具有地方特色的生态型现代乡村产业体系, 培育发展一批能够带动农民增收、具有竞争力和影响力的生态产业、生态企业、生态品牌和生态村庄, 制定实施分类指导的乡村生态振兴标准、考核指标和示范体系, 加快促进潜在的生态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经济优势, 真正让“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需全面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 促进农村生态资源资产化、生态资产资本化、生态资本价值化, 尽快打通农村资源变资本、资本变财富的渠道, 大幅度提高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比重和贡献率;可以考虑建立完善市场化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 尤其是要启动农业生态价值的核算, 以生态价值为基础, 积极争取国家政策的支持, 开展好农业生态价值补偿的试点工作。

(四) 制度创新

制度创新促进乡村振兴。农业经营制度创新的关键, 在于培育包括农业生产性外包服务主体在内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加快建设绿色生态农业强省, 需实现土地规模经营转向服务规模经营转变, 强化政策性导向和组织化导向

罗必良教授:制度创新对乡村产业振兴, 农业转型发展尤为重要。在小规模分散化的经营格局下, 农业劳动力素质、农户生产能力以及农业经营规模与实现农业绿色崛起、构建绿色有机农产品品牌与市场优势均有差距。改革开放40年来, 中国农业经营制度经历了两次变革, 第一次是由人民公社到家庭承包制变革, 第二次是正在发生的小农经营到谋求规模经济的变革。

先看第一次从人民公社到家庭承包制变革。人民公社体制一是管地, 即土地集体所有与集体经营;二是管人, 即劳动力由公社或生产队统一指挥、统一调配和统一使用;三是管种, 即土地使用权服从于政府计划, 种什么、种多少、完成多少“公粮”, 完全听命于“上级”。人民公社体制导致农民既没有作为所有者成员的对土地的控制权, 没有对土地的处置权, 也没有身份退出权, 更没有收入分配的剩余索取权, 导致人民公社体制效率低下。家庭承包制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进程, 其实现经营主体替代, 即从集体转换为农户, 实现从公粮“包产” (剩余索取权) 到“包干到户” (剩余控制权) 转变;家庭承包制虽与人民公社体制同为“产量合约”, 但缔约对象不同, 带来绩效截然不同;在人工劳动情景下, 农业天然地隐含着高昂监督与计量成本, 导致人民公社存在“集体行动困境”, 而承包农户则具有自我激励与自我实施的比较优势, 进而带来新激励机制的生成, 带来改革开放后一段时间农业农村繁荣与发展。

第二次变革是从小农经营到谋求规模经济转变。随着生产力及农业劳动分工发展, 家庭联产承包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比如小规模、经营分散化问题突出, 目前全国户均5.58亩耕地, 地块为5.08块。如今我们的政策目标主要在于改变小规模、分散化、细碎化格局, 推进农业规模经营, 增强适度规模经济与效率。就农地流转而言, 一方面, 我们不能否定推进农地流转的积极意义, 但必须特别强调, 农业的规模经营只是其中的选择路径之一。理论上来讲, 农业的规模经营可以通过不同的要素采用不同的匹配来实现, 如单一希望农地的流转来解决规模问题或许是一个约束相对较多并且是缓慢的过程。

比较两次变革, 第一次变革是制度重构, 释放体制性效率, 是单项变革, 给农民还权赋权;第二次是探索试错, 谋求配置型效率, 是要素配置, 让市场发挥作用。当前的土地流转, 产生对家庭经营基础地位冲击、契约不稳定、流转难和价格歧视等问题, 导致自1984年开始鼓励农地流转, 30多年的努力, 我国农地分散化的经营格局并未发生根本性的改观。

解决这个问题, 须坚持制度创新, 走向分工经济, 实现从土地规模经营转向服务规模经营转变, 同时强化政策性导向, 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农业生产性服务行业, 构建与农业生产性服务外包相匹配的财政、税收、土地、信贷、保险等支持政策;坚持组织化导向, 鼓励农户专业化、区域连片专业化, 通过横向分工扩大市场容量;构建多环节、区域性农业生产性服务交易平台;此外, 需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更要造就农业企业家群体。

针对地方现代农业产业转型, 罗必良教授指出, 江西是首个“全国绿色有机农产品示范基地试点省”, 力争成为全国知名的绿色有机农产品供应基地。当前, 江西农地流转滞后于农村劳动力转移, “人动”并不必然推进“地动”, 需要从资源禀赋出发, 推动从土地规模经营转向服务规模经营转变, 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农业生产性服务行业, 构建与农业生产性服务外包相匹配的财政、税收、土地、信贷、保险等支持政策;做好组织化导向工作, 鼓励农户专业化、区域连片专业化;构建多环节、区域性农业生产性服务交易平台;大力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造就农业企业家群体。

(五) 国际经验

不同国家乡村发展各有特色, 但呈现一些共性和规律。中国的乡村振兴, 既要走中国特色道路, 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 也要借鉴国际农村发展的共性和规律, 助力自我乡村振兴

黄季焜教授:不同国家乡村发展虽各有特色, 但是在发展路径、城乡人口布局、发展主体、发展模式等方面呈现出一些共性和规律。

(1) 发展路径上:结构转型与农村转型相辅相成、劳动生产率在不同部门间趋同。分析经合组织 (OECD) 一些国家, 如英国、法国、德国等国家结构转型和农村转型, 我们发现, 其结构转型呈现农业向工业和服务业转变, 并为农村创造大量就业、农产品需求和先进农业装备与生产资料;农村转型表现为以提高农业生产力来促进农业多样化、商业化和多功能化以及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和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的转变过程, 为结构转型提供廉价劳动力、食物纤维以及原始的资金积累等;分析南美一些国家, 如巴西、智利和乌拉圭等国, 其取得了快速的和较包容的农村发展;但是, 不容否认, 在世界其他一些不发达国家, 其乡村发展过程都相当曲折, 出现发展缓慢、贫困和社会包容问题严峻等系列社会经济问题。

(2) 城乡人口布局上:农业就业和农村人口占比双下降。分析现在世界一些主要发达国家, 在过去的两百多年里, 其农业就业占比和农村人口占比均呈现双双下降, 但农村人口占比趋向20%左右;而在发展中国家:不少国家也呈现类似发达国家后工业化时期的城乡人口变动趋势, 一些国家因为过度城市化, 例如拉丁美洲一些国家, 在工业化过程中城镇人口占比就超过了80%, 导致出现城市人口爆炸、住房就业困难、贫富差异增大、治安不稳定等众多社会问题;也有一些国家出现滞后城市化情况, 例如:南亚等国家印度:1950—2017年间农村人口占比才从83%下降至67% (-16%) , 高出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20%。

(3) 发展主体上:坚持农民是主体, 同时充分重视发挥社区和政府及市场作用。分析世界上一些国家, 其农村发展坚持以农民为发展主体, 尊重农民及其作用。农民是乡村建设的对象, 是乡村发展的主要建设者和受益者;农民是最了解自身的优势、需求和存在的群体;坚持让农民参与乡村发展规划, 使他们更清楚地知道自身在发展中的角色定位;要重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同时要充分发挥好和村庄的作用。国外农村发展高度重视重视社区 (村庄) 作用与规划作用;我们说, 村庄是乡村发展和项目实施的基本单位, 是居民生活的空间, 最知道本社区需要什么;在建设领域, 往往坚持村庄合并与规划, 例如德国的“巴伐利亚试验”其将“城乡等值化”理念融入村庄发展规划;日本的“市町村”大合并, 将零星小规模村落融入“町或市”, 加快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而在瑞典、丹麦、法国、美国等国家, 则通过实施村庄合并聚集计划, 降低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物品供给成本。国外的农村发展上特别重视政府和市场作用发挥。例如美国、英国、德国、荷兰和日本等发达国家, 早期的土地改革、土地类别、城乡分布等;后工业化期, 绿色、生态、多功能和可持续农业及乡村自然环境保护法规等, 政府均通过立法为乡村发展提供法律保障, 体现法律在城乡土地利用和发展规划具有权威性;在提供公共物品服务方面, 重视无差异均等化供给, 保障城乡居民在政治、经济和生活等方面的均衡权利, 提供教育、卫生、交通和社会保障。

(4) 发展模式上:“从上至下”与“从下至上”两种模式。“从上至下”模式, 主要以泰国等为代表的一些东南亚国家。其主要做法是:在由中央或地方政府直接注资, 并确定项目给予财政支持, 在发展项目上建立银行信贷与低息贷款补贴等直接联系;不足是较少关注农民的自主参与和能动性, 有时导致乡村发展往往过多依赖外界的资金支持, 而缺乏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动力。“从下至上 (bottom-up) ”模式:以日韩等为代表的国家。其主要做法是充分发挥农民的主体作用+自力更生, 在投入方式有二, 一是通过提供特殊补贴或减免税收等激励政策调动乡村发展的积极性, 并成立农协或合作社, 充分发挥农民主体作用;二是建立发展基金申请机制, 提升项目的竞争力和实施的积极性。

推动乡村振兴, 需要借鉴好国际农村发展经验。结合江西实际, 黄季焜教授指出:一是在发展路径上, 需遵循结构转型和农村转型相辅相成的作用。2017年江西农业GDP占比9.4%, 大于全国7.9%的平均水平。据测算, 到2035年基本实现农业基本现代化, 江西农业GDP占比需下降到全国平均的5%左右, 为此, 需加速以提高生产力为驱动力的农村转型从而促进结构转型, 加快劳动生产率在农业与非农行业间趋同速度。二是在城乡人口布局上, 需遵循农业就业人口占比和农村人口占比关系的变动趋势。2017年江西就业人口占比和农村人口占比分别为29%、45.5%, 而全国平均分别为27%和42%, 江西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据测算, 到2035年基本实现农业基本现代化, 到2035年需要分别降到全国的10%和25%平均水平。为此, 须加速城镇化进程, 特别是加快中小城市发展和农村城镇化来拉动农村发展, 合理规划全省各地的中长期城乡人口空间布局。三是在发展主体上, 需更加明确农民是乡村振兴的主体, 充分发挥社区、政府和市场各自职能和作用。四是在发展模式上, 需坚持“从上到下”和“从下至上”相结合的总体规划模式, 强化农民和社区共同参与来实施规划项目, 坚持效果导向、引入第三方评估来强化项目评估与实施。

会后, 大家一致认为, 首届江西智库峰会“乡村振兴战略”专题论坛的成功举办, 特别是5位主旨嘉宾的演讲, 为我们理解把握乡村振兴战略作了生动的阐释, 他们既对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进行了全方位解读, 又结合实际对地方实践具体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独到见解和有益建议, 他们的精彩演讲必将有助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个振兴”, 进一步加强农业经营制度制度创新, 充分利用借鉴好国际经验, 助推地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

——END

编者注：

• 本文转自：廖彩荣,翁贞林,郭如良,黄季焜,陈美球,尹琴.乡村振兴战略:“五个振兴”、制度创新与国际经验——“乡村振兴专题论坛”综述[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18(05):622-628.

• 注释、参考文献略，格式稍有调整

• 如有不妥，请公众号 或 [e-mail] 联系删除

近期推文：